最后，宪法发展必须体现宪法的内在要求和特定趋势。
《宪法》第89条第3项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所属各部门的工作以及不属于所属各部门的全国性行政工作。(56)参见周永彪等诉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政府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黔行终1800号行政判决书。
20世纪以来，强调国家控制和协调职能的结果是，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机关也分担了纠纷的处理任务，行政裁判所和设有行政法官的独立管制机构分别在英国和美国获得发展，纠纷的处理已经不是法院的专利。为了表明间接功能，有必要加上从而两字。这样，作为纠纷的处理者，虽然行政机关还是行政机关，所行使的仍是行政权，但因它所遵循的程序不再是纯粹的行政程序而是准司法程序，因而与仲裁机关和司法机关一样不能作为被告。如果执行者自行其是，则执行者倒成了意志的表达者。行政复议的依据是《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层级监督则是基于一般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63) 五、结语 宪法和组织法所确立的行政机关之间的领导和服从关系，是县级以上政府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律基础或依据，也是对行为法上的部门主义立法倾向的遏制。北京华丰诉北京市政府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5463号行政裁定书。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制度载体的作用。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新要求，1982年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了现行宪法。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目标、民主原则精神、民主制度程序和民主权利义务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重要载体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应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全体人民的宪法观念和民主意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按照三三制组织抗日民主政权。（作者：李林，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进入 李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并且，在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发生转变的情况下，社会阶层明显、贫富差距拉大、公民归属感缺乏等都成为国家治理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实现民意表达、缓解社会矛盾与协调利益等都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要深思的课题。[1]在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中，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新时代条件下进入深水区，由于利益调整及民生、民主建设滞后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不容小觑，尤其是民主脱离群众问题和权力腐败问题足以诱发一切发展障碍。
同时按《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关于各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和接受其监督的规定，可以认为，人民代表大会是一种集合的、初始的也是最终的权力行使方式，也属于权力分配的归结模式。目前人大代表选举缺乏真正意义层面上的竞争选举，其导致最终选举出来的代表不一定是最佳代表。总的来看，人民代表大会程序民主就是要建立实现民意表达以及民主决策的步骤、手段、方法等。那么，在网络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条件下，能否克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程序的内在局限，从而增加公民共识或提高民意表达基础？以目前的技术手段，网络技术的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技术运用以高效实现公民的意思表示，普遍增强民意表达;二是通过互联网、无线网络实现更加有针对性的代表意见，从而缓解代表与被代表公民之间的差距或隔阂。
因此，建立省级人大代表直选制度有助于民意的真实表达。最后，现代技术可以为党及人大代表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判断基础。
本文将技术、法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融会一体的论述属于初探性质，但未来民主制度建设肯定离不开新的技术手段的运用。民意的表达与民主的实现有赖于现代有线或无线网络通讯技术，在全速、直接与人人享有的通讯技术应用中，人民代表大会将会逐渐进入一种全民表达的发展阶段。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种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来实现人民民主也是进步的表现。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层级森严的代表选举制度实际上让处于最基层的公民群体在意愿和诉求表达方面受到严重的程序隔阂，因而这种较低层次的民主程序应该在现代社会中予以调整。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人民代表大会在实际运行中与人民群众的民意表达之间缺乏紧密联系，欠缺可操性的、直接的表达机制，实际上会导致人民群众感受不到当家作主的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归根结底是广大被代表公民群体的制度，虽然在有代表的情况下不是每位公民都可以直接参与到人民代表大会之中，但是被代表公民对代表享有监督权和交流参与的权利。同时，党组织和人大代表可以采取技术信息手段对社会信息与数据进行采集。第一，新技术应用可以优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两种代表关系。
罗伯特·达尔甚至提出用程序民主代替民主制度，试图让民主程序与民主权利同在。[14]因此，对于新技术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嵌入方式的探究成为一个全新的话题。
在当前的政治体制面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据此，本文的建构思路是将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到前述两项原则之中，最大限度地保障被代表公民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人大代表选举程序中的技术应用及其制度建设。
无论是权力运行机制，还是权利保障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映的不是二者的对抗模式，而是权力与权利的统一协调模式。一方面，这种优化的民主程序可以让公共利益不再公权化，并且增强确定性，因为公开及社会参与可以保证公民能为公共利益持续发声，并且知晓、熟悉整个决策过程，真正实现公共政策形成的人民群众化，以此形成一种公共权力约束机制;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技术传播或参与人民代表大会，对公民政治权利有极大的保障作用，例如可以增强公民针对公共决策的知情权、表达权、决策权及监督权。
最后，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但这种竞争机制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最后，建立人大代表会议匿名表决制，采取技术手段完善意见反馈及匿名投票机制。因为在现行技术条件下，选举可通过共享平台机制联名发声，并且现行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完全可以采取信息技术方案。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思维和人工智能思维存在一定的内在一致性，而这些思维强调的共同参与、公共协商等理念，恰恰也是协商民主所倡导的。
例如，随着时代发展，人大代表结构不断优化、人大议事规则不断完善、人大监督不断强化等等，都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不断完善的民主程序中实现进步。据此，本文的核心议题是：在网络直通每位公民的现实条件下，以技术应用为切入点改造民主程序是人大制度完善的必然走向。
概括起来，本文对此有三点建议：其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具体落实民主实践，通过相应的组织和建设手段可以实现人民民主的日常化和准确化;其二，人民代表大会的程序民主设计应重视科技应用，以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公开性与民主性;其三，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程序民主建设方面充分协同法制技术与科学技术，积极探索出规范化、民主化的民主程序制度。在实践中，人大代表的产生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代表候选人多为政党或团体提名，广大选民提名的很少，并且政党或团体提名程序不够透明，导致很多时候提名候选人与选民心目中的代表存在差别。
而通过网络化的共聊平台可以充分解决代表与被代表公民群体的时空障碍，本文建议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来强化代表与被代表公民群体的联系，包括建立会议与非会议期间的联系制度。二是监督程序设计粗略，缺乏可操作性，对预算、公职人员、国家机关的监督都缺乏明确程序[18]，尤其是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形式化严重。
实际上也就是确立规则阶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质法治时代并不能只处于有规则的阶段，而需要通过程序民主设计来不断实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实质法治进程中，人民代表大会的程序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条件、途径和方法，缺少具体保障的程序规范，实体民主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形成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此外，构建通过电视、信息网络等手段对代表候选人的宣传程序，通过各种途径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全面展示代表候选人的能力和素质。
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体制之下，只有人大具备真正的监督权才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表现。实质法治要求下的民主建设需要便捷的民意表达机制，人大代表制度中的程序民主机制建设是关键。
十九大报告提出党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其中要求之一就提到增强改革创新本领，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第二种是公民的代表关系。
尤其在省级范围内采取直接选举后各区域的联名推选机制至关重要。新时代条件下需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来完善人大制度的程序性民主机制，可分别在人大代表选举程序、代表与被代表公民之间的联系程序、会议程序及人大监督程序中以技术为切入点进行制度完善。